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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龙经
蒋大鸿先生所传授的地理堪舆之书，只有《归厚录》最为著名，世间流传甚广。这部《水龙经》共五卷，却从未有人见过。🌊
此前的某个时候，这部书稿流入玉峰席氏的当铺之中，有人以重价将其购出，此后便搁置不问。等到当铺换了主人，这书混杂在杂乱的字纸堆里，我翻检废物时发现了它，认出是一部秘本，便常常随身携带于行囊之中，用来占卜宅兆、相度居所，颇能得其效用。⛰
我心想世间仅有这一本孤本，恐怕终将沦没失传；况且原书文字多有颠倒错乱、脱句讹字之处，还被人妄自添加了杨筠松、刘伯温之类的署名。于是我逐字逐句加以订正，重新抄录了一遍，而后将原书仍归还清河氏（席氏）。我曾拿出来给云间一带以水龙之术立说的人看，如张式之、王理光等人，他们都惊诧叹服，称这是仅见的珍本，各自抄录了一份带去。由此也可见这本书的珍贵与重要了。🔥
我考证山龙与水龙之法，自古便是分开的，这在《诗经》中便有明证。《大雅·公刘》篇中说“涉则在巘，乃陟南冈”，这说的是观察山龙的方法；“观其流泉，芮鞫之即”，这说的是观察水龙的方法。而《鄘风·定之方中》里也以登高与临下相对举。由此可知，将山龙水龙混为一谈，乃是后人的浅陋之说，并非古法。怎么能把这说成是蒋大鸿的独创见解呢？🌬
然而古法既然已无从传承，历代史志的《艺文志》又把这类术数归入形法家之类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难道不是因为在相度地势的方法中，关键在于辨别形局？山峦的形态，还需要登临跋涉、眺望观察，重重叠叠的山岭冈阜，难以将远处的形势移到近前来判断。而水的形态，明显地呈现于地面之上，顺着水流而上下察看，曲折回环之处，百里之内一览无余。即便如此，仍有把斜势当作正局、把尖锐当作圆抱，因而误世害人的人不在少数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只凭着书本去谈论形局，归根结底还是不能实用。只有天生具有灵悟的见识，又竭尽苦功实地勘察的人，才能升堂入室、窥其奥妙。这也正是蒋大鸿在书中屡屡强调要“神而明之”“知所变通”的原因吧？💡
又书中极其重视三元九宫之说，而天元心法，我访求了数十年，至今没有找到善本，可见蒋大鸿的学问中，已经失传的内容还有很多。
蒋大鸿与云间陈子龙、夏允彝等名士交游最为密切，于书无所不读，从孤虚、遁甲、占阵、候气，下至翘关（举重）、击刺（剑术），都能精研贯通，又据说能隐形飞遁。所以世间传说，当玉笥先生（指南明某位重臣）在绍兴起事时，一定要邀请他共事，将他招来后，关在密室之中。结果某天夜里蒋大鸿忽然失踪了，派了健壮骑兵四处追寻，也没能找到。如此看来，他大概是一位洞察几微、审时度势、高飞远遁、超然尘外的高士。
而我见到玉峰卧龙山人葛芝所写的《送大鸿北游叙》中说道：“蒋子是一位有志之士。他这次北行，不是被饥寒所驱使，也不是怕什么意外，大概是要渡过淮河、泗水，经过邹鲁之地，徜徉于渔阳、上谷之间。”那淮泗之地，是韩信当年垂钓游历、张良受书于圯上老人的地方；邹鲁之国，孔庙的钟鼓安然无恙，阙里的乡树根脉犹存；渔阳、上谷，则是耿弇、吴汉等东汉中兴功臣勋业的发源地。蒋大鸿驱车经过这些地方，一定会感慨万分而有所收获。🌱
葛芝的话是这样说的，那么蒋大鸿又像是一位胸怀才干、想要施展抱负、有意投石问路、披荆斩棘的人。想来这个人本来就多有奇才异能，著书立说只是他剩余精力所及的事，而从事形法堪舆之学，更是他业余中的业余了。一并记录下来，以待日后考证。
丁亥年，鹤市迓亭程穆衡记。
一、古籍秘本的发现与整理 程穆衡在当铺废纸堆中偶然发现《水龙经》孤本，这本身就折射出古代术数类书籍的传播困境——被社会边缘化，被归入“杂学”，常面临散佚的风险。然而程氏敏锐地判断出这部书的价值，并加以厘正（勘定错误）、重录（重新抄录），使之得以继续流传。这体现了古代学者对书籍传承的责任感，也反映出堪舆之学在古代始终在“有用之秘术”与“不登大雅之堂”之间摇摆的处境。
二、“山龙”与“水龙”的学术分流 程穆衡举出《诗经·公刘》和《定之方中》的原文，指出上古之时观察地形就有“登山”与“观水”两条路径，山龙与水龙本是两套不同的方法论。后人将二者混为一谈，乃是学术上的退化而非进步。这意味着蒋大鸿专论水龙，并非凭空创造，而是对古法的恢复与系统化。这一判断极为重要，因为它把水龙法的学术地位上溯到了儒家经典《诗经》的层面——堪舆不再是“不入流”的方技，而是有经典依据的古代地理智慧。
三、“神而明之”与实地勘察的结合 序言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：仅仅读书本是不够的。山的形势，“尚烦登涉眺望”；水的形势虽然“百里一览”，但仍有“以斜为正、以锐为围”的误判。这说明即使对象从山变成了水，实地观察与经验判断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。蒋大鸿在书中说“神而明之，知所变通”，强调的是在掌握法则之后还必须具备活学活用的智慧。这是一种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的态度，与儒家“学而不思则罔”的精神高度一致。
四、技法传承的不完整性 程穆衡明确指出，蒋大鸿极重三元九宫，但天元心法这一关键部分，他本人“求之数十年，迄无善本”。这是极有分量的一句自白。一位研究水龙数十年的学者，竟无法获得本派核心心法的传本，说明蒋大鸿之学在传承上存在重大断裂。这也是后世许多“蒋法”传人各立门户、互有出入的根源所在。程氏没有掩盖这一缺陷，而是如实记录，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学术诚实。
五、蒋大鸿其人的双重形象 序言后半部分勾勒出了蒋大鸿的两种面貌：一种是神秘高士——精通遁甲、隐形飞遁、从密室中消失、不知所踪；另一种是有志之士——怀才欲试，北游淮泗、邹鲁、渔阳上谷，追溯历史名人的遗迹。这两种形象看似矛盾，实则共同指向一个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：既怀有对传统学问的深厚造诣，又对国家兴亡、个人抱负有着深沉的关切。堪舆术数，是他“其余之余”，是在大时代变动中安顿自身精神与才华的一条曲折路径。
一、孤本发现与知识保护意识 程穆衡在废纸堆中抢救出《水龙经》孤本的故事，放在今天就是一个“濒危文献数字化保存”的问题。古代许多技艺类典籍正因为传播范围极其狭窄（往往只靠师徒口传心授或孤本秘藏），一旦战乱、搬迁、人事更迭，便会永久消失。今天的读者应当意识到，大量堪舆、风水类古籍还处于未整理、未点校、未出版的状态，文献抢救本身就是一项紧迫的文化工程。📚
二、山龙水龙的分流与当代景观设计思维 程穆衡指出，“度地之法，全在辨形”。山水形态不同，观察方法也应不同。这一观念在现代城市规划、景观设计、水文地理等领域有着直接的对应。现代设计师在面对地形时，同样需要区分山地景观与滨水景观的不同逻辑——山地重在高差、视线、坡向；水景重在流向、岸线、聚散。古代堪舆师对水势“以斜为正、以锐为围”的批评，本质上是在讨论围合感与水流动力学对居住环境的影响，这是现代环境心理学与水景工程学都在关注的问题。🌊
三、“实地勘察优先于书本”的实证精神 序言中“据书论境，要归无用”这八个字极具现代意义。程穆衡毫不客气地指出，光靠书本谈风水，归根到底没有用。这一立场与现代科学中的田野调查（fieldwork）原则完全一致。地理信息系统（GIS）、遥感技术、无人机测绘等现代工具，解决的正是序言中提到的“复岭重冈，难于移远即近”的问题——即如何高效、准确地获取地形信息。但工具再先进，最终的判断仍然需要人的经验与领悟。这与蒋大鸿“神而明之”的告诫一脉相承。🔬
四、蒋大鸿的跨学科素养与博雅精神 序言中描述蒋大鸿精通孤虚、遁甲、占阵、候气、翘关、击刺，又善隐形飞遁，这固然有传说的成分，但其核心信息是：一位优秀的堪舆学者，其知识结构绝不局限于堪舆本身。这一特质启发当代的易学研究者与爱好者：应当尽量拓展知识面，将传统术数与历史学、地理学、生态学、建筑学、心理学等学科交叉参照，而不是封闭在玄学话语体系内自说自话。🏙️
五、学术流派传承中的“断代”问题 程穆衡花数十年求“天元心法”而不得，这一现象在现代易学研究中依然非常突出。大量术数流派的“核心口诀”并未见于公开文献，大多已随传承中断而消失。对于现代研究者而言，最理性的态度是：承认残缺，不妄自补全。与其用臆测去填补传承空白，不如像程穆衡一样，忠实记录原貌，把“未知”作为“未知”保留下来，留给后人继续考证。这既是学术诚信的体现，也是对前贤的尊重。⚡
| 应用场景 | 具体方法 | 现代参考 |
|---|---|---|
| 居住环境的水景评估 | 实地察看水流走势，区分“斜”与“正”、“锐”与“圆”，判断围合是否得当 | 可用于住宅滨水楼盘选择，关注河湾的凸岸/凹岸、流速、岸线曲直 |
| 古籍整理与研究 | 参照程穆衡的“厘正—重录—归还”模式，先校勘再传播 | 适用于民间术数文献的数字化整理项目，保留底本信息 |
| 堪舆学习的方法论 | 以“神而明之，知所变通”为原则，先掌握法则再实地验证 | 建议配合徒步勘察、GPS轨迹记录、航拍影像进行对比学习 |
| 学术传承的务实态度 | 对传承中断的部分不强行补全，如实标注“佚失” | 适用于当代易学流派的谱系整理与研究写作 |
| 博雅知识的自我修养 | 以蒋大鸿为参照，扩展跨学科知识面 | 现代易学研究者可学习地理信息系统、水文科学、环境心理学等学科 |
一、“秘”与“传”的张力 《水龙经》的经历——入当铺、废纸堆、秘本、孤本——揭示了中国传统术数知识体系中一个深层的哲学悖论：越是秘传的东西，越接近失传；越是公开的东西，越容易失真。 蒋大鸿之学，“所不传者政多”，程穆衡求“天元心法”数十年不得，正说明了这一困境。在“秘而不传”与“传而不精”的两难中，古代学者往往选择前者，认为宁缺毋滥。但历史表明，这种选择常常导致知识的彻底消失。如何在“保密”的文化惯性与“共享”的现代需求之间取得平衡，是每一个研究传统秘学的人都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。
二、“知几”与“用世”的抉择 蒋大鸿被描述为一个能从密室中消失的人——这是一种“知几”的象征，即洞悉时机、审时度势、在危险来临之前全身而退。但葛芝的《送大鸿北游叙》又将他描述为一个“志士”，怀揣着对历史英雄的追慕，行走于韩信垂钓之淮泗、孔子设教之邹鲁、耿吴中兴之渔阳上谷。这两重形象的并置暗示了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：一个拥有预见能力的人，在乱世中究竟应当“隐”还是应当“显”？ 蒋大鸿的选择似乎是双重的：在政治上“隐”，在学术上“显”。他以“隐形飞遁”保全自身，却以《水龙经》留下知识遗产。这是一种中国传统士人在乱世中特有的智慧：在“出世”与“入世”之间寻找第三重空间。
三、“水”的哲学隐喻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，“水龙”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隐喻。山是固定的，水是流动的；山是“体”，水是“用”；山代表“常”，水代表“变”。蒋大鸿专论水龙，本身就是在强调“变通”的价值。这与《易经》中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的哲学精神完全一致。水无形而能应万形，水无争而能润万物，这不仅是堪舆学上的判断依据，更是一种面向变动世界的生存智慧。程穆衡在序言中特别点出蒋大鸿“神而明之，知所变通”之言，正是抓住了水龙法的哲学内核。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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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---|---|---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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