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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/ 12 章
易冒
我在长安时，就听闻程元如先生的贤名。十年后才得以登门拜访，元如起初以疾病推辞，后经胡子旅堂引荐，多次往访，元如方才出面相见。听其言谈议论，实为严君平、司马季主一类的高人。
此后我数次造访其家，元如虽卧病在床，必定强撑起身与我坐谈，毫无倦意。一日他对我说：“我五岁时因痘症失明，不能习举子业，学医又不成，转而学易。最初师从星元先师，晚年得遇枯匏老人，相互质证，有所领悟，便命人笔录，历年成书。只是担心文辞繁冗、语意重复，故托旅堂为我商订。书成之后，请您为我作序。”我答应了。
不久旅堂去世，我暗自忧虑此书无人赞助完成。元如更加悲痛，病情日深。我去探病，他已不能出门，但我仍期望他能康复。不料元如也随后离世，呜呼痛哉！刚过十天，有人身着丧服，面色深黑，手捧《易冒》一书，长跪涕泣道：“我父临终时，执手叮咛，说所著之书是为我所作，作序者必请楚中王先生。我因此恪遵遗命，前来求先生，望先生万勿推辞。”我闻此言而悲，又何忍推辞？
我私下感叹：易学发展至今，不断绝于不学易之人，而断绝于学易之人，这种情况实在太多了。学易本不该断绝，断绝于那些不求变易之道、却窃取异端之术冒充易学的人，这种断绝才是最严重的。程子传易，本于王弼，王弼则出自费直；朱子《本义》本于吕伯恭，古易则本于田何，都未曾以非易之言来论易。
元如之学易，认为卦辞有限而卦象无穷。每占一卦，观察其爻象、贞悔、阴阳、动静，便能将人的终身吉凶悔吝看得洞若观火。因此声名显赫，甚至有千里之外来求一卦而离去的人。而元如越发不敢自满，每日只是观象玩占以自我体验。
可叹啊！我辈中有人身居显位，以名士自居，有人拿他所治经典的大义去问，尚且不能默数其章句，何况能尽悉精微之义？这正是元如不可企及之处。况且今日之患在于，学士大夫以通经学古为迂腐，喜好追逐词章浮华以自鸣得意。即使学易之人，不是拘泥于数，就是局限于理，未能得于意、言、象、数之外。儒者不能传承其易学，而使传易之人竟然是一位失明之人，这尤其可悲。
书将成之时，旅堂与元如相继辞世。有人认为深奥的义理不能为天地所秘藏，或许是其泄露天机太甚所致。我认为学易旨在寡过，思虑所及可通于鬼神，从未听说天道禁止人沉酣于义理之中。书将成而溘然长逝，也是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之义吧。不然元如临终之时，言语不及私事，拳拳以此书为念，难道是喜好名声吗？这是他平日心力所聚，唯恐后世不得其传，所以不为自己考虑，而为后人忧虑。如此，元如谆切嘱托于我的心意，可以宽慰了。
康熙三年仲秋，楚江安史氏王泽弘撰。
我曾读史书至管公明“善易者不论易”之说，以为是答何晏、邓飏的敷衍之言。如今观程子著书，方才相信。程子垂帘于虎林市上，辨吉凶、论悔吝，无非是易。而《易冒》一书，虽不尽论易，却无一非易——理从易出，易之外无理；不尽论易者，易从数显，数之用非易。那么为何叫“易冒”呢？通晓此书者可以善易，书正是为易而说。
所谓“生生之谓易”，通变无方，引伸触类以穷神达化。圣人原本不使人枯槁于彖辞爻象之间而称之为易。所以《系辞》说：“冒，天下之道。”冒，就是覆盖。天覆盖于上，而七曜、五行、春秋寒暑、人物化育散见其中，都不叫做天，却莫非天之事。易统其纲，而甲子、六神、变互、反伏与诸星、世应、九十一之旨，都未直接言易，却莫非易之事。所以程子之书不论易，却精于言易。
今人不察，每得焦氏诸人之书便秘藏帐中，以为道在其中，哪里知道其中奥义有如此深广？程子乃当今的管辂、郭璞，有求必占，占则必应，门外访客纷至沓来，日已西斜，仍有来不及叩门而返者，如此二十余年习以为常。至四十岁时抱病闭户，忽觉心机动于中，遂得窥见玄机，因而发愤著书，穷极要妙，自称能补前圣所未备，极深研几，三年而书始成。书成之后，程子即谢世而去。如此看来，占墨视拆之妙，程子虽欲秘藏也藏不住。
昔日郭璞有《青囊书》九卷，门人赵载窃去，未及读而遭火焚。似乎独得之秘为造物所忌。程子不死于未著书之前，恰死于方成书之日，若非天以此道绝续之会，令程子继往圣、开来学，又怎能见到他的传世之书？我友文翎高子对程子最为服膺，我因此得以尽读其所著书，且感叹程子善易，而又天纵其论易之才。如此看来，《易冒》一编，虽谓程子未尝死也可。
康熙甲辰秋七月既望，钱塘且巷顾豹文撰。
我童年时听说新安有位程元如先生善卜，隐居于我们杭州城西。其时车马喧闹如市，日已黄昏尚不能放下帘幕休息。我友胡子旅堂极力称赞此人，我曾随他偷偷观察，见元如状貌魁梧，言谈如江河倾注，心知他绝非寻常日者卜筮之流。
后来元如迁居城外与我比邻而居，交往日益密切，时常往来听闻其高论，即使老生宿儒也不能及。我私下想，京房、焦赣、管辂、郭璞精于易数，有声于著述，元如以失明之身博洽如此，若非夙有神解，何以至此？我攻读举子业，所习仅易书训诂。每观元如占卜，其称引繇词与《本义》无不同旨，无不奇中。
有人说：元如精于数，秘而不泄，只是把真义藏在常谈之中。元如笑答：“圣人穷理数，为理所用；后贤极数理，以数彰显。理数岂有二致？朱子说孔子以义理说易，是因为象数已明，不须再说。今人不知象数而妄言易理，又有何当？然而人只知理之示人者显，数之告人者微，不知数之微者其变有定，理之显者其应无穷。我幼年遭废疾，不能探索圣人穷理之原，以极数之委。幸遇星元师及枯匏老人，深究圣贤书数而寻诸理，庶几幽明、死生、进退、存亡之道，可以坐而照见。”
我由此知元如殆为得道之士，虽司马季主、严君平未必能过。辛丑夏，元如梦见青衣吏二人持檄召他前去。元如说：“去不难，但卜筮之道沿习糟粕，未穷其奥。我得师传，欲立言以问世，操此心近二十年而终未成，怎么办？”吏人说：“我为你请求，了你心愿。”醒后遂发愤著书，越三年书成，托旅堂点次。点次甫定而旅堂逝。将书付梓，梓成而元如亦逝。呜呼！立言传世，其功在人。元如抱此志向近二十年，成之竟如此艰难。朝闻夕死，不可谓非天意为之。其书传世，其人便不死吧？
我因此更叹数之有定，而圣人作易以前民用者，不可诬也。像元如这样的人，实为得道之士，而非日者卜筮之流。读《易冒》者自有会心，非我一人因交深而私相称许。
康熙甲辰仲秋，西泠陆进荩思父拜撰。
我出身新安蟾豨世家，父映源公在吴兴经商，母谢氏。我生来多难，五岁因痘症失明。先父对母亲说：“这孩子早慧，如今成了废疾，不能读书习举子业，不如让他学医。”于是教授医书。我耳听心受，手训点画。到十岁时，我告诉父母：“为医的关键在于望闻问切，既然不能望，医术能神奇吗？”于是弃医学卜，随五六位日者学习，粗得其概。
最后师从星元先师，独尽其传。朝夕问讯，记忆探讨，相随五年，仍觉茫然。于是渐渐分心于音律棋弈之戏，将要荒废学业。先师告诫我：“学易之道，专则纯，纯则业精，精乃入神；分则杂乱，杂乱则疏，疏乃不入。如今你学而不专，怎能通达？”于是我更加发愤研求，屏绝外好，竭思废寝，以为天下之事亿兆纷纭，何以得一理贯通其吉凶而后不惑？
年到十八，始悟“用爻”——是此是彼，随大随细，惟求一用爻而断诸吉凶，乃得其柄。如老奴占幼主必用父母爻，少君占衰仆必用妻财爻，这是以名分而非年龄来定；词讼凭官鬼而后看世应，因胜负决于听讼者；寿命凭用神而后看父母，因其享年由父母所赋；科举先看文书而后看官星，廷试先看官星而后看文书，各有所重。由此引申，则左之右之，无不宜之。
于是汇集旧闻，秉持师说，本以心得，参以占验，纂述成书，为筮类五十篇，内详三百七十七问。又考察圣人立法之所由，参研三载未得。己卯冬，偶遇楚地来的枯匏老人，聚首三月，向他请教。老人说：“圣人不妄立法以教人，皆必有本，而具陈于百家之书中。你未能遍考，我一一传授于你，你要秘藏。”我说：“圣人立法，将开后世之蒙，受而复秘，独得之又有何益？”枯匏老人说：“有此心可以为人师了！前言是试探你。立言传世，功莫大焉。”
于是又研究先贤阐易之书数十种，立法四十一篇，计九十一章，卷分十卷。列成卦成爻之由，立世立应之法；诸星因何事而名，六神因何事而司；随墓助伤，本凶而有弗凶；绝生本吉，亦有弗吉；空破绝散有真伪之分，飞伏互变有轻重之取。岂能执一义而尽之？所以《黄金策》说“用化用则有用无用”，其云化去是神煞之病，伏吟之故；若化进神，安得无用？又说“太过者损之斯成”，不是论吉凶，而是断事之成合于时。若说用爻太过为不吉，则“生扶拱合”之语就说不通了。
《卜易阐幽》说“伏藏不论旬空”，可以论轻重，岂是说它不空？也是长于彼而短于此。《卜筮元龟》论晴雨以世为地、应为天，京房以父母为天地，也是于此是而于彼非。《补遗》论飞伏，七世皆伏本宫，而京房独以游魂飞伏不相侔合，如晋卦外伏艮而内伏乾，己酉世爻以丙戌为飞伏；需卦外伏兑而内伏坤，戊申世爻以丁亥为飞伏，占之屡验。然而先师成书时尚未得此学。
即便搜决鬼神多载，湖下之圣、六合之内有土风民俗之相异，百世之下再成之神，只能以义理相揆，岂可实指其姓字？先师常对我说：“生平之学，《补遗》缺此二端，甚矣，著书之难也。”我荒陋管窥，哪敢说能完备？惟所知者载之，不知者以待高贤教我。
我常终日凝思，久而不悟，春秋相继而未得。逍遥子对我说：“致虚守静，以观其复，灵明生焉。”密云禅师对我说：“但会取本有。”我对二位大师之言有默契。古人有用风占、鸟占、谚占、言语卜、威仪卜、政事卜，是无卜之筮而知吉凶。何况蓍草、金钱、木丸之占，又何必执同异相非？我认为：易者，象也；象也者，像也。其辞则异，其象则符。但告于蓍则以蓍占，告于五行则以五行占，告于焦氏则以焦氏占皆可，其成卦成爻一也。
久思著书问世，但因求问者日多而无暇。年四十时背发疽疮，始得杜门谢客，草创此书。历三年之久，撰稿粗成，就正于故人旅堂先生。先生与其同学见而亟称之，乃下榻草堂，重加删定，付梓行世。嗟乎！若对小补于世，则安敢逃于妄述之罪哉。
康熙甲辰岁仲夏朔旦，新安瞽目程良玉叙。
一、理数不二：程良玉学术思想的核心在于消解“义理”与“象数”的对立。他明确指出“圣人穷理数，为理用；后贤极数理，以数彰，理数岂有二哉？”这打破了后世学者或偏于义理空谈、或溺于象数技巧的二元困境。🔗 理为体，数为用，体用一源。
二、用爻为纲：十八岁悟出的“用爻”之法，是程良玉占断体系的关键突破。他提倡不论所占之事大小，先定用爻，再论吉凶。这是将纷繁复杂的占断问题归结为一个核心变量，以简驭繁。🎯 用爻如靶心，吉凶判断皆围绕此展开。
三、易冒之义：“冒”字取《系辞》“冒天下之道”之义，意为覆盖、统摄。易学如天穹覆盖万物，而甲子、六神、世应、飞伏等具体法则如日月星辰散见其中——它们虽不直接称为“易”，却无不是“易”的显现。这为一切占卜技法提供了本体论的合法性。🌌
四、象的符应性：“易者，象也；象也者，像也。其辞则异，其象则符。”程良玉认为不同占法（蓍草、五行、焦氏等）所用言辞不同，但在“象”的层面是同一的。这意味着占卜的本质不在于工具差异，而在于对“象”的把握能力。🔮
五、朝闻夕死之志：程良玉一生以瞽目之身追求易学真谛，历时二十年，书成即逝。他把知识传承视为超越个体生命的使命，体现了传统学人“立言传世”的终极关怀。王泽弘以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评价他，正点出其学术生命与自然生命的合一。🕯️
从“理数之争”看现代学科的割裂：程良玉所面对的“义理派”与“象数派”之争，在现代社会有深刻回响。今天的知识体系高度专业化，数据分析与人文理解的鸿沟日益扩大。程良玉“理数不二”的思想，提供了一种整体性认知的范式——数据（数）不能脱离意义框架（理）而自动产生价值，意义也不能脱离具体数据而获得验证。📊 这一思想对当代跨学科研究具有启发意义。
“用爻”与决策聚焦：程良玉的用爻法本质上是一种“关键变量识别”方法论。面对复杂系统时，不是所有因素同等重要，而是需要找到决定结果的核心变量。这与现代管理学中的“关键绩效指标”（KPI）、系统工程中的“关键成功因子”（CSF）思维方式高度相似。现代人在复杂决策中，同样需要学会“定用爻”——找到那个真正决定成败的要素。🎯
“易冒”与系统思维：“冒”作为覆盖、统摄的概念，暗合现代系统论中“整体大于部分之和”的原理。卦象不是孤立的信息片段，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符号系统。程良玉强调不能“执一义而尽之”，正是对机械还原论的否定。现代人面对复杂问题时，往往陷入单一视角——只看经济、只看心理、只看技术，而忽略了系统整体的运作逻辑。🌐
失明者的认知优势：程良玉的瞽目身份看似是障碍，实则塑造了他独特的认知路径。他不能依赖视觉直观，被迫发展出更纯粹的内在思维能力和记忆能力。这在现代认知科学中可以得到印证——感官受限者往往在其他认知维度上发展出超常能力。这也提醒我们：认识世界不只有一条路径，限制可能反而催生突破。👁️
“立言传世”与知识传承的自觉：程良玉二十年如一日地追求学术真谛，书成即逝，令人动容。在信息爆炸的现代，知识生产变得快速而廉价，但真正的知识传承——那种经过长期沉思、反复验证、以生命为代价的传承——反而更显稀缺。他提醒我们：真正有价值的知识，不是快速消费的碎片，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智慧积淀。📜
现代决策中的“用爻思维”
程良玉的用爻法可以转化为现代决策工具。其核心流程为：
| 古代占卜步骤 | 现代决策对应 |
|---|---|
| 定用爻 | 识别核心变量/关键问题 |
| 观生扶拱合 | 分析有利因素与支持条件 |
| 察空破绝散 | 识别风险点与薄弱环节 |
| 辨真伪轻重 | 区分表面现象与深层本质 |
| 综合断卦 | 形成决策方案与行动清单 |
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心态调适：程良玉“占墨视拆，虽欲秘之有所不能秘”的态度表明：真正的易学不追求绝对控制，而是在变化中寻找规律。现代人在不确定性环境下，可以学习这种“既积极作为、又尊重变化”的智慧。占卜的心理学价值不在于“预测准确”，而在于帮助人系统地梳理问题、缓解焦虑、激发行动。🧭
知识传承与个人品牌的启示：程良玉的著书历程提供了知识传承的典范：先师承学习（从星元先师、枯匏老人）→ 再实践验证（二十余年占卜经验）→ 后著书立说（三年闭门著述）。这提醒现代知识工作者：真正的专业权威建立在“学习—实践—总结”的完整循环之上，而非单纯的宣传包装。
“瞽目之明”与知识的本质
程良玉的失明身份构成一个深刻的存在主义命题：认识世界的“看”，究竟依赖肉眼还是心眼？王泽弘感叹“儒者不能传其易，而使传易者乃在一肓废之人”，这既是对学界的讽刺，也暗含一个哲学追问——知识的获取是否真的需要正常的感官通道？程良玉的实践证明：真正的“明”不在于目视，而在于心通。这与柏拉图的“灵魂回忆说”和东方的心性之学形成跨文化呼应。🌑
“冒”的本体论意义
“冒”作为“覆盖”的概念，不仅是易学的结构性隐喻，也指向一个本体论问题：普遍原理如何统摄具体现象？正如天覆盖万物，但万物各有其运行规律（七曜五行、春秋寒暑），这些具体规律并不“等于”天，却无不是“天之事”。这意味着“道”不是脱离万物的抽象存在，而是内在于万物运行之中的统摄性原理。这种“即体即用”的观念，与程朱理学的“理一分殊”和西方哲学中的“内在超越”传统均可对话。
“朝闻夕死”与学术生命的完成
程良玉书成即逝的生命轨迹，揭示了学术生命与自然生命的辩证关系。自然生命有限，但学术生命通过作品获得延续。陆进说“其书传，其人不死矣”，这表达了传统文人的不朽观——通过立言获得超越生死的精神存在。然而更深层的问题是：程良玉执念于著书传世，是否也是一种“为名”的执着？王泽弘对此的回答是：他“语不及私，拳拳以此书为念”，正说明这是“为人虑”而非“为己名”。这区分了“求名”与“传学”的本质差异——前者以自我为中心，后者以学问的延续为中心。
“数之有定”与自由意志的张力
陆进在序末感叹“数之有定”，认为程良玉的早逝与书成之时的高度吻合，暗示天数的不可违抗。这触及了命理学的核心哲学困境：如果一切皆有定数，人的努力还有何意义？程良玉一生的实践恰恰给出了一个辩证的答案：他明知有“数”，却仍以二十年之功追求学问，最终书成而死。这暗示“数”定的是结果，但过程的实现仍需要人的自觉参与。“天数”并不取消人的努力，反而通过人的努力来实现自身。这与斯宾诺莎的“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”形成有趣的呼应。⚖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