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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/ 33 章
庄子
骈拇枝指出乎性哉，而侈于德；附赘县疣出乎形哉，而侈于性；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，列于五藏哉，而非道德之正也。是故骈于足者，连无用之肉也；枝于手者，树无用之指也；多方骈枝于五藏之情者，淫僻于仁义之行，而多方于聪明之用也。
是故骈于明者，乱五色，淫文章，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？而离朱是已！多于聪者，乱五声，淫六律，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？而师旷是已！枝于仁者，擢德塞性以收名声，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？而曾、史是已！骈于辩者，累瓦结绳窜句，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，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？而杨、墨是已！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，非天下之至正也。
彼正正者，不失其性命之情。故合者不为骈，而枝者不为跂；长者不为有余，短者不为不足。是故凫胫虽短，续之则忧；鹤胫虽长，断之则悲。故性长非所断，性短非所续，无所去忧也。
意仁义其非人情乎！彼仁人何其多忧也。且夫骈于拇者，决之则泣；枝于手者，齕之则啼。二者或有余于数，或不足于数，其于忧一也。今世之仁人，蒿目而忧世之患；不仁之人，决性命之情而饕贵富。故意仁义其非人情乎！自三代以下者，天下何其嚣嚣也。
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，是削其性者也；待绳约胶漆而固者，是侵其德者也；屈折礼乐，呴俞仁义，以慰天下之心者，此失其常然也。天下有常然。常然者，曲者不以钩，直者不以绳，圆者不以规，方者不以矩，附离不以胶漆，约束不以纆索。故天下诱然皆生，而不知其所以生；同焉皆得，而不知其所以得。故古今不二，不可亏也。则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！使天下惑也！
夫小惑易方，大惑易性。何以知其然邪？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，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。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？
故尝试论之：自三代以下者，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！小人则以身殉利；士则以身殉名；大夫则以身殉家；圣人则以身殉天下。故此数子者，事业不同，名声异号，其于伤性以身为殉，一也。
臧与谷，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。问臧奚事，则挟策读书；问谷奚事，则博塞以游。二人者，事业不同，其于亡羊均也。
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，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。二人者，所死不同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。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？
天下尽殉也：彼其所殉仁义也，则俗谓之君子；其所殉货财也，则俗谓之小人。其殉一也，则有君子焉，有小人焉。若其残生损性，则盗跖亦伯夷已，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！
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，虽通如曾、史，非吾所谓臧也；属其性于五味，虽通如俞儿，非吾所谓臧也；属其性乎五声，虽通如师旷，非吾所谓聪也；属其性乎五色，虽通如离朱，非吾所谓明也。吾所谓臧者，非所谓仁义之谓也，臧于其德而已矣；吾所谓臧者，非所谓仁义之谓也，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；吾所谓聪者，非谓其闻彼也，自闻而已矣；吾所谓明者，非谓其见彼也，自见而已矣。夫不自见而见彼，不自得而得彼者，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，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。
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，虽盗跖与伯夷，是同为淫僻也。余愧乎道德，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，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。
脚趾连在一起、手上多长一根指头，这些是天生的，但对于德（人得之于道的内在禀赋与自然状态）来说却是多余的；皮肤上长出的赘瘤、肉疙瘩，是从形体上生出来的，但对于性（人与生俱来的本性）来说却是多余的。同样，想方设法把仁义拿来广泛施行的人，虽然把仁义看得像五脏一样重要，但这并不是道德（道与德，天道与万物自然本性）的本然正道。
所以说，脚上骈生的趾头，只是连了一块无用的肉；手上多出的指头，只是长了一根无用的手指；那些在五脏之性上多生枝节的人，在仁义的行为上过度偏邪，又在聪明才智的运用上多生枝蔓。
因此，在视觉上过度敏锐的人，扰乱了五色，混淆了文采，青黄相间、黼黻华丽的图案难道不是这样吗？离朱就是这样的人！在听觉上过度灵敏的人，扰乱了五声，滥用了六律，金石丝竹、黄钟大吕的声音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师旷就是这样的人！在仁义上多生枝节的人，拔高德行来堵塞本性，以此博取名声，让天下人都鼓噪着去奉行那些根本做不到的法则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曾参和史鰌就是这样的人！在辩说上多生枝节的人，像堆瓦片、结绳扣一样堆砌辞藻、穿凿文句，心思游荡在“坚白”“同异”这些概念游戏之间，疲惫不堪地称颂那些毫无用处的言论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杨朱和墨翟就是这样的人！所以这些都是多余的、旁生的枝节之道，不是天下最正的道。
那真正端正的人，不偏离性命（天赋予人的本性与命运的内在真实）的本真。所以合在一起的不算骈，分枝而出的不算多；长的不算有余，短的不算不足。因此野鸭的腿虽然短，给它接上一段它就会忧惧；仙鹤的腿虽然长，给它截去一段它就会悲伤。所以本性是长的就不能截短，本性是短的就不能接长，这样就无须去除什么忧虑了。
想来仁义大概不是人的本然之情吧！那些仁人怎么有那么多忧虑呢？况且脚趾骈生的人，割开它会哭泣；手指多枝的人，咬掉它会啼哭。这两种情况，一个比常人多出一部分，一个比常人少了一部分，但它们在造成忧虑这一点上是相同的。如今的仁人，满眼忧虑地操心天下的祸患；不仁的人，则毁弃自己的性命之情去贪婪地追逐富贵。所以想来仁义大概不是人的本然之情吧！自从夏商周三代以下，天下怎么如此喧嚣纷乱呢。
况且，靠着钩、绳、规、矩来校正的，是在削损事物的本性；靠着绳索、胶漆来固定的，是在侵害事物的德；用礼乐来扭曲矫饰，用仁义来吹嘘安抚，以此慰藉天下人心的，这是在丧失事物本来的状态。天下的事物有它本来的状态。这本来的状态就是：弯曲的不用钩，笔直的不用绳，圆的不用规，方的不用矩，黏合不用胶漆，捆绑不用绳索。所以天下万物自然地生长，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长；同样地各自获得，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获得。所以古今的道理没有两样，不可人为地减损。那么仁义又何必像胶漆绳索一样，连绵不断地在道德之间穿梭游说呢！这只会让天下人迷惑罢了！
小的迷惑会迷失方向，大的迷惑会迷失本性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自从虞舜标举仁义来搅扰天下以来，天下人没有不奔命于仁义的。这难道不是用仁义来替换了人的本性吗？
所以试作论证：自三代以下，天下人没有不用外物来替换自己本性的！小人为了利益而牺牲自身；士人为了名声而牺牲自身；大夫为了家族而牺牲自身；圣人为了天下而牺牲自身。所以这几类人，事业不同，名声各异，但在伤害本性、以自身为牺牲这一点上，是完全一样的。
臧和谷两个人一起去放羊，都丢了羊。问臧在做什么，他说拿着书简读书；问谷在做什么，他说在玩掷骰子的游戏。两个人做的事不同，但在丢羊这件事上是相同的。
伯夷为了名声死在首阳山下，盗跖为了利益死在东陵之上。两个人死的原因不同，但在残害生命、损伤本性这一点上是相同的。为什么一定要认为伯夷对而盗跖错呢？
天下人都在牺牲自己：那些为仁义而牺牲的，世俗称之为君子；那些为财货而牺牲的，世俗称之为小人。同样是牺牲，却有君子和小人的分别。但从残害生命、损伤本性来看，盗跖也就是伯夷了，又何必在他们之间区分君子和小人呢！
况且，把本性拴在仁义上，即使精通得像曾参、史鰌一样，也不是我所说的善；把本性拴在五味上，即使精通得像俞儿一样，也不是我所说的善；把本性拴在五声上，即使精通得像师旷一样，也不是我所说的聪；把本性拴在五色上，即使精通得像离朱一样，也不是我所说的明。我所说的善，不是指仁义，而是善于守护自己的德罢了；我所说的善，不是指仁义，而是放任自己的性命本真罢了；我所说的聪，不是指能听到别人，而是能听到自己罢了；我所说的明，不是指能看到别人，而是能看到自己罢了。不能看到自己而只看到别人，不能安于自身所得而只去获取别人的所得，这是获得了别人的获得，却没有获得自己的获得；这是安适于别人的安适，却没有安适于自己的安适。
安适于别人的安适却不自适于自己的安适，那么盗跖和伯夷，同样都是偏邪不正的。我自愧于对道德的领悟还不够，因此向上不敢奉行仁义的操守，向下不敢做偏邪不正的行为。
《骈拇》篇的核心是一个字：性。庄子借“骈拇枝指”（并生的脚趾、多长的手指）和“附赘县疣”（皮肤上的赘瘤）作譬喻，指向一个根本命题：一切外加于本性之上的东西，无论看起来多好、多高尚、多有用，都是多余的，甚至是有害的。
骈拇和枝指天生的，对于“德”而言是多余的；赘疣从形体生出，对于“性”而言是多余的。由此引出一个关键的类比：仁义对于人的本性而言，同样是多余的。庄子并不是说仁义本身“坏”，而是说当仁义变成一种外在的规范、一种被人为推崇的标准、一种让人“奔命”的东西时，它就从自然变成了矫饰，从本性变成了枷锁。
文中反复用对比来强化这个论点：离朱的“明”扰乱了五色，师旷的“聪”扰乱了五声，曾参、史鰌的“仁”堵塞了本性，杨朱、墨翟的“辩”浪费了生命。他们都把自己的天赋之“长”发展到了极致，换来了名声和成就，但从“性命之情”的角度看，都是“多骈旁枝之道”，偏离了正道。
庄子给出的正面答案在“彼正正者，不失其性命之情”一句：真正端正的人，只是不偏离自己的本性。野鸭腿短，那是它该有的样子；鹤腿长，那也是它该有的样子。短的不该续，长的不该截。自然状态本身没有“有余”或“不足”的问题，一切衡量都是人为加上去的。
篇末的“自闻”“自见”“自适其适”是整篇的落脚点：真正的“聪”不是比别人听得更清楚，而是能听见自己内在的声音；真正的“明”不是比别人看得更远，而是能看清自己的本性。一个人如果一味追求“得人之得”“适人之适”——别人有的我也要有，别人认可的我就要追求——那无论他追求的是仁义还是利益，本质上都是“淫僻”。
这一篇对当代人来说，简直是一剂清醒剂。
我们生活在一个“附加项”泛滥的时代。原生家庭、学历、职业、收入、房产、社交圈层、人格标签——所有这些东西，本来未必是问题，但当它们变成定义“你是谁”的标准，变成必须追逐的目标时，就成了庄子所说的“骈拇枝指”。你有没有想过：你为之焦虑、内卷、自我消耗的那些东西，有多少是你真正需要的，有多少只是“别人有所以我也要有”的附赘？
庄子的洞见在于：问题不在于事物本身，而在于“失其性命之情”。就像野鸭的短腿和鹤的长腿，各自都是完整的。但一旦有了“腿应该多长才算正常”的外在标准，野鸭就觉得自己有缺陷，鹤就觉得自己有负担。我们现代人的焦虑，大多来自这种“被定义出来的缺陷感”：不够瘦、不够有钱、不够成功、不够自律、不够情绪稳定……这些标准是谁定的？是你自己，还是被“仁义”“成功学”“社会规范”这些外在系统植入的？
另一个极具冲击力的观点是：小人和圣人殊途同归。小人为了利益牺牲自己，圣人为了天下牺牲自己，表面上一个低俗一个高尚，但在“伤性以身殉”这一点上，完全一样。放到今天：一个为了KPI透支健康的上班族，和一个为了所谓“理想”燃烧生命的人，在“以物易性”的层面，没有本质区别。庄子并不是说“不要努力”，而是说：任何让你失去自己本性的追求，不论它被包装得多么高尚，都值得警惕。
还有“臧与谷牧羊”的寓言，放在今天就是：一个人刷手机丢了工作，一个人加班学习也丢了工作，原因不同，结果一样。庄子不是要你什么都不做，而是要你问：你在做的事，真的在“牧羊”吗？还是你在用“读书”或“博塞”来逃避真正重要的东西？
这一篇最能落地的启示，是学会分辨“自适”与“适人”。
很多人的痛苦来自一个隐蔽的模式：用别人的尺度来丈量自己的人生。别人的成功定义了你必须成功，别人的生活方式定义了你应该如何生活，别人的价值观定义了你该追求什么。庄子给出的是相反的方向：自闻、自见、自适其适。
具体到心性修养上，可以这样用：
《骈拇》篇提出一个极具颠覆性的伦理学命题：道德本身可能是一种异化。
通常我们认为道德是“好”的，仁义是“善”的。但庄子追问的是：当仁义成为外在规范，当道德成为社会评价的标准，当“做好人”变成一种需要“奔命”去完成的任务时，它还算得上“好”吗？这触及了一个深层的哲学问题：价值的内在与外在之分。
在庄子看来，“德”是人得之于道的内在禀赋，“性”是人与生俱来的本然状态。真正的善（“臧”）不是合乎外在的道德规范，而是“任其性命之情”。这意味着：道德不应是外部施加的标准，而应是内在本性的自然流露。一旦道德变成外部的“钩绳规矩”，它就反而成了“削其性”的工具。
这个思路与存在主义的某些洞见不谋而合。海德格尔区分“本真”与“非本真”的存在，萨特强调人不应被外在定义所奴役，归根结底都在说同一件事：不要让别人替你决定你是谁。庄子的独特之处在于，他不仅指向“自由”，更指向“自然”——自由不是随心所欲，而是回归本性。
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：差异与平等的悖论。庄子说“合者不为骈，枝者不为跂；长者不为有余，短者不为不足”，这是在取消“正常”这一概念。所谓“正常”不过是一个统计学的平均值被包装成了规范。野鸭的短腿和鹤的长腿，各自都是“正”的。这提示了一种比现代多元主义更彻底的立场：不仅容忍差异，而且从根本上取消“正常/异常”的划分。这种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解放性力量。
本内容基于道家经典古籍，仅供传统文化学习与人生参考，不构成宗教、医疗或投资建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