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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 / 33 章
庄子
马,蹄子能踏霜雪,皮毛能挡风寒,吃草饮水,翘足跳跃,这是马的真性。即使有高台大殿,对马也毫无用处。
等到伯乐出现,说:“我善于驯马。”于是用烙铁烫毛、剪剃鬃毛、切削马蹄、套上笼头,再用缰绳络头把它绑住,关进马棚槽枥之间,这时马已经死掉十之二三了。接着又让它们忍饥受渴、急速奔驰、驱赶队列、排得整整齐齐;前面有马嚼子和络饰的折磨,后面有皮鞭竹策的威胁,这时马已经死掉过半了。
制陶的人说:“我善于整治黏土。”做出的陶器圆的合乎规,方的合乎矩。木匠说:“我善于整治木材。”弯的合乎钩弧,直的合乎墨线。可是黏土和木材的本性,难道是想要去迎合规矩、钩弧、墨线吗?然而世世代代的人却称赞说:“伯乐善于治理马,陶匠善于治理黏土和木材。”治理天下的人,也正是犯了同样的过错。
我认为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是这样。民众本有恒常的天性:织布穿衣,耕田吃饭,这叫作同德(共同的自然德性)。大家浑然一体而不结党偏私,这叫作天放(天然放任,不受人为束缚)。所以在至德之世,人们走路舒缓稳当,目光质朴专注。那时候,山上没有人工开凿的小路隧道,水泽上没有船只桥梁;万物共同生长,居所彼此相连;禽兽成群,草木繁茂。因此禽兽可以牵着绳子一起游玩,鸟鹊的窝巢可以爬上去窥看。在至德之世,人与禽兽共同居住,与万物并生共存,哪里知道什么君子、小人呢!大家都同样“无知”,德性就不会离散;同样“无欲”,这就叫素朴。素朴,人的本性就得以保全了。
等到圣人出现,费尽心思地提倡仁,勉强用力地推行义,天下才开始产生怀疑;纵逸泛滥地制作乐,繁琐扭曲地规定礼,天下才开始分裂。所以说,完好的原木不被砍削,谁做得出牺尊(祭祀用的精美酒器)?白玉不被凿毁,谁做得出珪璋(贵重玉器)?道与德[译注:此处指道家所说的本然之道与内在德性,不是现代汉语的“道德”]不被废弃,哪里用得着仁义?真性与情感不离开,哪里用得着礼乐?五色不被搅乱,谁去设计文采?五声不被打乱,谁去应和六律?
砍破原木做成器具,是工匠的罪过;毁弃道与德来提倡仁义,是圣人的过错。再说马,在陆地上生活时,吃草饮水,高兴时颈项相交互相摩蹭,发怒时转身相背用后腿相踢。马所懂得的,不过如此而已。等到给它套上车辕颈扼,用月形笼头统一头部,马就学会斜眼偷看、曲颈脱扼、抵撞车幔、吐掉衔具、偷咬辔头。所以马的聪明能发展到像盗贼一样耍奸抗命,这是伯乐的罪过。
上古赫胥氏的时代,民众安居而不知该做什么,行走而不知要去哪里,嘴里含着食物嬉戏,拍着吃饱的肚子游玩。民众所能做的,不过如此而已。等到圣人出现,用弯折扭曲的礼乐来匡正天下人的形体,把仁义高高悬起来安慰天下人的心,民众才开始竞相求知、争逐私利,再也无法停止。这也是圣人的过错。
本章以“马之真性”与伯乐“治马”为喻,直指一切以人为标准强行“治理”的行为,都会残害本性。陶匠治黏土、木匠治木材也是同一逻辑:所谓“善治”,其实是切割、规训与扭曲。
庄子由此提出理想的政治与人性状态:天放、素朴、同德。民众穿衣吃饭、浑然不党、无知无欲,就是最本真的生活。而圣人提倡仁义礼乐,恰恰是在道德离散之后才产生的补救,如同把原木砍成器具、把白玉凿成礼器。庄子态度非常尖锐:毁弃道德来标榜仁义,是圣人的过错。
另一个关键点是“知识悖论”:伯乐加给马越多控制,马越学会反抗——斜视、脱扼、吐衔、咬辔。治理越精密,越催生“盗智”。这并非说马变聪明了,而是说控制与规训会制造反向的狡黠与异化。
卜瓜提醒:本内容基于道家经典古籍,仅供传统文化学习与人生参考,不构成宗教、医疗或投资建议。